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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科技資源科普化是打通“科研—科普”鏈條、實現創新發展“兩翼”齊飛的關鍵路徑。我國關于科技資源科普化的制度設計由來已久，自 200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普及法》頒布開始，《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綱要》《關于科研機構和大學向社會開放開展科普活動的若干意見》等重要文件相繼破題，探索建立科研與科普結合機制，促進全社會科技研發團體參與科研成果科普化工作。在新包裝盒版《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規劃綱要（2021—2035 年）》中，“科技資源科普化工程”被列為“十四五”時期的五項重點工程之一。2022 年 3 月 1 日，《上海市科學技術普及條例》正式實施，首次從地方立法層面加速科技資源科普化落地。
總體來看，對科技資源科普化的系統推動可視作我國科普事業進入 2.0 版本的一大標志，其意味著科普正在告別簡單的“在科研流程末端開展普及工作”，逐漸進入到科學生產的全鏈路中，成為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的一項基礎性工程。
要使相關政策話語真正落地，還須進一步明確制度細則。本研究主要聚焦科技資源科普化在我國的現實邏輯、困境，從創新鏈視角出發，重新評估科技資源科普轉化鏈路各個環節存在的問題，嘗試解決不同主體間如何協同、如何融入國家創新體系等機制性問題，并探索“科研—科普”轉化內生循環的實現路徑。
創新鏈視角下的科技資源科普轉化
基于知識流動的“科研—科普”鏈路視角
科技對現代社會的影響越來越深入，其帶來的生產方式、思考方式乃至交往方式正產生著重要的變革。技術生產活動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日益高漲，也推動了知識（尤其是科技知識）成為現代社會中的關鍵資源。另一方面，知識生產的高度分工化卻產生了“知識堰塞舞臺背板湖”現象，即大量的前沿知識（尤其是基礎展覽策劃研究成果）被阻滯在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術企業等生產上游，而下游群體則缺乏接受前沿知識的渠道和能力，封閉的社會知識結構不利于激發全社會的創新能力，還可能帶來一定的社會風險。
這種同時存在于科技與社會之間的高頻互動和區隔，構成了理解科技資源科普化的邏輯起點。已有許多學者指出，作為科技生產活動的基礎，科技資源實際上是一種“要素集合”，而非某種單一類型資源：其既包含實在的科研成果和人力資源，也包含著相關生產場景、市場資源、制度資源等過程性資源，這些要素又共同構成了理解科技生產的全套知識系統。但后開幕活動幾者常常作為邊緣細節被剝離在傳統的科普實踐之外，狹隘的科技資源科普化往往基于科技資源的內容要素展開，被理解為“科研人員參與科普工作”或“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科普產品”。但從知識生產和創新擴散的角度看，科技資源科普化的真正價值在于促進知識在更廣范圍的流動和共享，即通過對科技資源的整合和價值再開發，使科技知識從僅僅在同學科或共同體內部流轉，轉變為向全社會廣泛外溢，以優化資源在全社會的流動性，形成更為泛在的知識網絡，從而提升整個國家創新系統的創新效率（圖 1）。
由此來看，對科研科普轉化的研究天然隱含一種鏈路視角，即突破靜態的“科研—科普”二元框架，而將之作為一種創新過程加以理解。例如，李俠提出“寬科普”的概念以突破傳統科普的認知邊界，主張科研鏈條全流程都應在科普的關照視野之下，這有助于公眾理解科技從源頭到生產再到產出的全過程。任福君、王大鵬等學者關注到科技資源科普化中科技資源功能的“拓展和延伸”問題，卞毓麟則以“元科普”概念強調作為科技生產源頭環節的科學家在科普轉化中的重要角色。李健民在構想科學傳播體系時提出，當下的科普工作應圍繞創新鏈來部署傳播鏈，在前端通過設立工作室、青少年實踐站等可以激發創意，在中端宣傳科技成果、人物、政策，在后端則服務大眾的創業創新。整體來說，這些研究不約而同地強調了科普應融入科研的生產全過程，對科技的創新鏈做一種全景呈現，遺憾之處是大多仍將科普視作科技創新鏈之外的邊緣角色，是科技創新的展示者。
科技資源科VR虛擬實境普化創新鏈上的多重主體和關鍵問題
如果重新追溯創新鏈（innovation chain）理論的思想資源，可以發現當前的創新鏈研究已經轉向多個創新主體協同和網絡化的特征。創新鏈研究出現的重要背景，正是社會競爭和產業分工的復雜化促使了社會創新范式從獨立創新轉向多主體協同創新，由此學者們開始關注多類創新主體的互動過程。楊忠等學者通過對創新鏈研究進行梳理，認為創新鏈的核心內涵主要包括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強調價值創造、存在多個創新主體、整合創新資源這 4 個方面。此外，由于創新活動的日益復雜，創新鏈不再總是線性模式，還存在著網絡化、非線性化、循環創新鏈等不同模式。
如果從創新鏈理論系統檢視科技資源科普化，應當系統考慮傳統創新主體（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創新企業等）、科普主體（科普場館、科普基地、大眾傳媒、科普自媒體等）、政府部門（教育部、科學技術部等主管部門）及其他市場主體（科普產業上下游企業）、學校包裝盒與公眾等多類主體。這些主體之間既形成了“科技生產—成果轉化—場景應用”的縱向線性鏈路，又存在著政治網絡、科技生產網絡、傳播網絡、教育網絡乃至商業網絡等橫向關系網絡，創新鏈的結構為何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研究者切入的視角。
探究這些主體在創新鏈各個環品牌活動節的多向互動關系，理解其不同的參與目標（創新主體為何要構建創新鏈）、動力機制（創新參與者為何要參加創新鏈）、合作機制（不同主體如何分配利啟動儀式益、協調沖突），則是搭建鏈式創新體系的關鍵。在科技資源科普化的創新鏈條上，由于各主體在所屬系統、管理制度、資金來源等方面多有不同，都使其對待科普具有不同的態度，實施科普也有不同的方式和側重點，也會對應不同的困難與需求。
本研究主要聚焦科技資源科普化創品牌活動新鏈上“科技生產—成果轉化—場景應用”這一縱向結構，其中各環節涉及一些關鍵問題包括：在科技創新的前端。如何通過科技資源科普化政策供給等宏觀層面的制度和高校科研成果轉化激勵機制等中觀層面的制度設計，解決當下科研人員科研成果的顯示度和轉化意愿問題。在科創科普連接的中端。如何使不同系統之間的資源對接和知識轉移更加順暢，以及以何種形態加以轉化，讓科學資源的科普化更有效果。在科普化成果傳播的后端。如何提升科普的效果/評估公眾的態度和行動，如何從底層的傳播實踐，通向形成社會整體的科學創新文化和氛圍。
大圖輸出科技資源科普轉化的現實邏輯和具體困境
科技資源科普轉化的現實邏輯
在具體實踐中，由于科研人員是掌握科技資源的核心群體，對科技資源科普化的考察常與對科研人員的社會責任、傳播行為考察聯系在一起。已有國內外諸多學者在不同文化環境中開展了相似調研，嘗試探究沈浸式體驗科研機構、企業等不同創新主體在參與科技資源科普化過程中的內在動力和所受的外部影響。結果發現不同國家的科研人員在參與科普轉化時都遇到了時間不足、獎勵機制缺失、傳統缺乏、渠道缺失、價值認同缺失等共性問題。
在我國，由于制度設計、實踐路徑、主體特征、文化環境都有所不同，科技資源科普化還有獨特的現實邏輯。一方面，由于強力的行政驅動，我國的大部分科研機構都設立了科普工作運行機制、認可科普工作價值，過半的科研人員參與過科普相關工作；另一方面，相關政策之間缺乏在人才隊伍建設、經費保證、考核評價機制等方面的縱深配套支持，“科研—科普”跨系統轉換路徑缺失，各個創新主體記者會仍然遇到機制不暢、經費不足、動力缺失、認同缺乏等等核心阻力，主要依靠個人激情、偶發機遇來參與科普，整體來說參與科技資源科普化實踐的頻率、深度都并不理想。同時，社會日漸高度媒介化給科技的傳播帶來了更為復雜的變量，大眾媒體、社交媒體的繁榮在一定品牌活動程度上放大了科學相關的爭論，并容易使大圖輸出之遷移為對科學家身份的爭議，即產生著名的“薩根效應”（Sagan effect）。上述種舞臺背板種因素使得科研人員不得不重新評估參與科普的風險。
2020 年，為評估科技資源科普化鏈路各個環節存在的問題，上海科技館科學傳播中心課題組開展扎根研究，對 26 家全國不同區域（含北京、上海、廣東、安徽、貴州、云南、四川等 12 個省市）、不同類型的科技創新主體（其中高校 10 家、科研機構 14 家、科研企業 2 家）的科研人員開展訪談，對系統收集的資料進行逐級編碼，以重新評估當前科研人員參與科普生產的現實路徑和困難。課題組通過對訪談者的訪談文本（共計 18.2 萬字）進行開放式編碼（opFRPen coding），再逐級整理、合并不同主題節點進行關聯式編碼（axial coding），最終歸納出當前不同地區不同創新主體中科技資源科普化的契機、形式、平臺、支持情況、參與動機歸因及相關機制建議（表 1）。
訪談分析結果發現，受訪者參與科技資源科普化實踐的路徑較早年更為多樣，涉及科普講座、科學課程及直播、科普文章、科普漫畫、科普音視頻、科普表演、脫口秀、綜藝節目等諸多形式，同時社交媒體成為日漸重要的實踐場景。但回溯具體實踐過程，受訪者在進入時多出于個人動機（如社會責任感、社交需求驅動）而缺乏機制激勵，在行動過程中缺乏科普參與渠道和環境支持，在末端缺乏相關成果認定環節。在制度支持方面，26 家機構的科研人員中僅中國熱帶農業科學院廣州實驗站、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巴斯夫（中國）有限公司三家提到有較完整的科普工作考核制度，能將科普成果與績效掛鉤。
科技資源科普轉化的現實困境
從調研結果來看，我國科技資源科普化在頂層機制、能力建設、轉化路徑、場景布局等關鍵議題上尚未有更精細化的設計，導致了“科研—科普”整體轉化鏈條的不暢。概括而言，主要有四大現實困境：
機制不健全導致“科研—科普”轉化內生動力不足。目前，科研經費來源和考核機制的單一化、科研成果的披露機制不完善、科普轉化的激勵機制不健全、共同體內外部對科普工作價值認同的缺失，都極大制約了創新主體參與科普的積極性。在訪談中，有近 70% 的受訪者提出希望完善科普轉化相關的績效考核、職稱晉升、項目申請等相關機制，近半受訪者希望在頂層設立科普人才等國家獎項并設立專項經費。具體來說，首先是缺乏系統化的成果披露和轉化機制，僅研究成果披露環節就存在大量復雜決策和教師—高校兩級管理現象，又尚未形成產學研緊密融合的創新資助模式，導致相關研究在源頭上缺少“科普基因”；在轉化過程中缺乏考核場地佈置細則、評價標準、工時計算、獎勵設置、專項經費支持等可持續的激勵機制。此外，訪談發現學術共同體對于參與科普頻率較高的科研人員整體呈現出消極評價，將其視作共同體的邊緣群體，這一負面態度對于參與和已參與科普工作的科研人員造成壓力，同時復雜的網絡輿論環境也曾挫傷部分科研人員參與科普的積極性。
創新主體科普能力欠缺影響科普轉道具製作化內容水平。當前科普的內涵、目標、實現方式、應用場景等正在發生巨變，部分創新主體雖然有意愿參與科普工作，卻因為科普能力不足，難以適應現代科普的技術環境和公眾的學習需求，其中 30% 的受訪者提出自己難以把握受眾需求，希望科普專業機構組織能力培訓，亦有受訪者希望能夠設立面向科技工作者的科普經驗期刊。從結果來看，我國的科技資源科普化實踐仍是散點傳播、偶發傳播為主，既缺乏對科技資源的系統化整合，也缺乏資源與受眾需求的體系化銜接，導致缺乏整體性玖陽視覺、高層次、高質量的集體輸出。
轉化路徑不通暢限制科普化成果規模。科技資源科普化是個系統工程，需要科研機構、科普機構、政府部門、中小學校及科普產業上下游企業等不同社會力量通力合作，完成跨系統協作、平臺化構建、社會化開發和市場活動佈置化推廣。其中各個通路節點的轉化制度、對接渠道、權益分配都尚待厘清。在訪談中，超過 50% 的受訪者提出缺乏與科普機構的常態化對接渠道，希望能為科研個體或團隊提供連接合作伙伴或公眾的平臺、渠道。此外，亟待構建影響更為廣泛、開放度高的區域科普平臺，既有的知名科普平臺如科普日、科技周及部分城市科技節，活動本身時間較短，不能形成持久影響。
場景布局不成體系限制科普化應用效果。科普的場景日漸復雜，要發揮出科普化的價值，亟須突破傳統科普模式，對不同科普場景、不同受眾特征進行多渠道、精準化、分眾化的資源投放，尤其是對接中小學的科學教育，針對青少年這一重點人群進行系統性、層次化的內容投放。當前，受課標、學時等剛性限制，優質科技資源轉化的科普資源直接進入學校、場館教育的渠道和空間相當有限，且存在明顯地域分布不均的現象，大部分從事前沿創新的科研人員及其資源缺乏和中小學校的合作渠道、合作經驗，同時已露出的前沿資源又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頭部學校。
科技資源科普化的實現路徑
針對上述問題，為構建和深化科技資源科普化的常態化機制，應當做好頂層設計，打通轉化中的關鍵路徑節點，完善全流程產業鏈和系統化科參展普能力建設，并做好科普資源投放的場景布局，以推動“科研—科普”整條創新轉化鏈的深度融合。
圍繞科創科普深度融合，頂層布局科技資源科普化工程
首先明確頂層部署的方向和意圖，科技資源科普化要面向國家重大創新戰略部署，著力推動科技與文化融合、營造有利于激發創意的社會氛圍，最終立足創人形立牌新服務，以科普反哺科創。
結合基礎研究、應用研究以及市場化確定部署維度。在基礎研究領域，應重視科研人員向公眾解讀科研成果，關注青少策展年后備人才培養；在應用研究領域，應重視科研人員參與科技成果的應用轉化和科普轉化，促使國民了解新科技在社會生活的應用；在科技成果市場化應用領域，應重視科研人員參與科技成果轉化為更廣泛的科普成果，以提升公民素養、增強民族自信、培育科學文化為根本要義。
圍繞轉化產品的生產—傳播鏈確定合作分工。在生產階段，科研人員與科普專業人員可加強協作，共同定位目標受眾，選擇合適的科普成果形式進行科普轉化展覽策劃；在傳播階段，則以傳播專業人員、品牌活動市場營銷人員、科普專業人員為主體開展工經典大圖作，科研人員可輔助內容解讀；在應用階段，科研人員和科普專業人員應合作執行，視應用場景和時長進行合理分工。
解決關鍵節點的激勵機制，促生科普參與內在動力
建立健全相關機制，確保科研人員所處經典大圖的科研環境和社會環境能支撐其順利參與科普工作，是解決科技資源科普轉化鏈路順暢的關鍵一步。
在考核機制上，可以建立科普、科研成果可靈活等價替換的考核與職稱評定制度，供科研人員自主調整科研與科普轉化的工作比重，以便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可在科研項目中適當設立科普任務考核的增量指標，在不影響科研本職工作的前提下，推出科研人員在場館等科普機構中參與科普工作的業績認定方案。
在經費資助上，各科研機構設立針對科研人員科技資源科普化的專項經費類目，保障科研人員順利開展常規性科普工作。由于科普人才存在跨條線、跨系統的特征，人才資助也應有相應的跨系統設計，可在科學技術部、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各條線設置多樣的科普人才/成果獎項計劃，既激勵科研人員，又能營造鼓勵其參與科普工作的社會氛圍。
構建系統化能力培訓，鼓勵個性化科普實踐
不同學科、細分領域的科研成果具有個性化的內容、方法、精神，提升科研人員的科普能力方案也應個性化。科研管理相關部門應搭建線上線下科普經驗交流渠道，可定期出版面向科研人員的科普交流手冊，舉辦攤位設計科普轉化線下交流培訓會，并搭建線上科普經驗分享平臺，促進科記者會研人員內部、與其他專業技術人員間的即時交流。構建系統性的科普能力建設體系，由科普場館等專業主體面向科研人員開展公眾分析和傳播策略培訓，滿足特定的科普能力提升需求。
在科學傳播能力建設方面，國外已有不少他山之石，如歐洲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傳播培訓項目“歐洲科學傳播網絡”（The European Science Communication Network，ESConet），匯聚了來自各個學科、活躍在科學傳播一線的專家學者，既有包括在具體領域已經發布開創性書籍和論文的學者，也包括活躍的具有豐富科學傳播實踐經驗的媒體專業人員，其旨在推動科學家進入具體實踐情境中，與媒體、政策制定者以及各類公眾進行有效交流（圖 2）。
健全全流程產業鏈，培育社會多主體參與
促進全社會科普共同體建設是科技資源科普化的另一共識。唯有推動社會多方合作，經歷復雜的社會化過程，才能形成健康可持續的產品生產與消費閉環。建議以科研管理部門牽頭，積極推動科研與科普機構緊密合作，為廣大科研人員與科普主體設立線上線下成果展示和合作的對接平臺。鼓勵市場主體和自媒體平臺的參與，推動科普方式的技術革新、生產團隊的模式革新和內容投放的渠道革新，適當探索科技資源科普化產品的市場化運行機制。
對接學校教育落實“雙減”，拓展成果應用范圍
在我國，青少年群體是科普產品的主要受眾，將轉化產品投入科學教育實踐是科技資源科普化工程中常被忽視卻至關重要的一環。要深化科技資源科普化的應用效果，離不開深度對接學校培養方案，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優質校外課程，配合“雙減”政策，滿足學生對多元學習內容的需求和對優質課后服務的訴求。
其中，重中之重是完善科技資源科普化成果進入學校的路徑與機制，解決雙方供需脫舞臺背板節問題，針對國家課程標準、學校課時規劃，學校教師與科研人員、科普人員共同確定科技資源科普轉化程度，開發定制課程，相應工作應納入相關參與人員的考核機制中。
此外，可由科普場館等科普主體牽頭、科研人員配合，建立課程資源包和應用指南，推動資源普適化推廣，生產樂高式、標準化的記者會科技資源科普化課程資源包，由不同地區、不同師資水平的學校根據自身需求進行采購和定制組合，自行生產更為個性化的校本課程，幫助學校教師更好地將科技資源的科普成果與教學需求相結合。
結論：走向“科研—科普”融合創新的新進路
創新鏈視角的引入，讓科技資源科普化從一個獨立的科研或科普實踐問題拓展成一套系統性的創新機制設計問題，或者說公共資源配置問題。其有助于切中更深層次的實踐困境——即在產業日漸復雜、合作日漸復雜、依賴知識共享的社會中，不同領域的主體如何跨越原本相對獨立的系統，進入更廣闊的“超級創新系統”中共同生產，以產生更多知識溢出效應，提升社會整體創新效率。
其中核心要點在于理解不同發展程度、參與目標的主體之間的交互關系和交互行為，追問如何打通參與、合作、分配和沖突溝通等整套過程機制，以建立全社會參與的創新網絡。另外，本文僅僅著眼于國家創新系統的內部轉化，但隨著科技創新的全球化，未來的科技資源科普化還將涉及到跨國分工協作、跨國成果轉化等問題，其中的變 TC:08designfollow
